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是新世纪新时期最伟大的群众实践运动。在新农村美好远景的鼓舞下，广大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正在被调动起来，热情十分高涨。但是，我们也不难发现，在某些地方，忽视农民积极性和参与热情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，有些地方表现得还很严重。地方政府、政府部门、基层干部，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，不是发动群众，依靠群众，而是冲在前面，大包大揽，包办代替。

　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，有一个“包办代替主义”，就是强行在不同国家推行一种模式，给社会主义和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危害。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，包办代替的毛病也曾犯过，最终也都得到了及时的纠正。比如说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们曾有过“包办”全国农民做饭的教训。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像一阵大风，吹遍大江南北。农民家家不做饭了，户户不冒烟了，全体村民一律到公共食堂吃“大锅饭”。到1960年4月，据14个省的统计，参加公共食堂的农户达到88.9%，河南省更达到99%。我们天真地以为，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，也会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，却不料，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，而且引起农民的反感。中央顺应民意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果断地取消了公共食堂。

　　当然，代替农民做饭的例子比较极端，今天说起来多少都带了讽刺意味。但是，它说明包办代替仍然有它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。新农村建设中的包办代替，虽然表现得不会那么极端、那么“傻”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。

　　新农村建设中的包办代替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：

　　一是代替农民决策，擅自为民做主。按理来讲，新农村怎么建，农民应该有很大的发言权，但很多地方却不是这样，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，没有充分与农民协商的基础上，就出台规划，作出决策。从支柱产业怎么确立到道路怎么改造、房屋如何修建，都是政府和干部说了算，农民只有被动服从。

　　二是新农村建得如何，评价标准农民说的不算。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，农民不仅有权参与，有权享受建设成果,也有权“说三道四”。但是在实践中，很多地方剥夺了农民“说三道四”的权利。新农村建得怎样，农民自有农民的标准，政府也有政府的标准，政府的标准是个大标准，所以说政府的标准就变成了主要的标准，甚至惟一的标准。

　　在新农村建设中，农民这个主体之所以被“包办代替”，原因自然有很多，比如，农民的主体地位并不清晰，缺乏约束，难有保障；农民虽然享有话语权，但表达话语的渠道不畅通，声音微弱，力量不足，等等。而在包办代替者那里，理由似乎更充分：农民分散，素质较低，只重眼前实际，不顾长远利益。

　　农村自有农村的实际，农民也自有农民落后的一面，但这都不能成为我们包办代替的理由。提高农民素质，培育新型农民，本应是建设新农村的应有之义。如果把农民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，农民素质怎么提高，新型农民怎么培育？难道要坐等农民素质提高了才不包办代替了吗？

　　包办代替，看起来是工作方法的问题，实际上是指导思想和世界观的问题，它关系到党的群众路线能否真正实践的问题，关系到新农村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问题。（56期A2版）